绿色低碳｜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势在必行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是立足我国资源禀赋、确保能源安全的重要战略举措，是建立具有强大新型能源体系、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支撑。今年将如何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又将如何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围绕相关问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进行深入解析。

实现“双碳”目标，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势在必行。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我国要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技术研发，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国家发改委在日前国新办举行的“权威部门话开局”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也透露，今年要重点做好“稳定煤炭生产供应，加强清洁高效利用”工作。

作为著名煤炭开采及瓦斯治理专家、煤与瓦斯共采理论主要奠基人，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安徽理工大学校长袁亮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强调，能源革命，不是单纯革化石能源的命、革煤炭的命，关键是要发挥好煤炭兜底作用，处理好化石能源与新能源的关系，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深化能源革命，通过结构之新、技术之新、利用之新，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取得显著成效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我国在积极探索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上取得了显著成效，2022年在煤炭消费量增长4.3%的情况下，单位GDP能耗却下降了0.1%，有力地保障了国家能源安全，支撑了经济社会发展。”袁亮表示，我国建成了世界最大的清洁煤电体系，煤炭原料化利用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大幅减少了低效散煤利用。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院长、教授王兆华告诉本报记者，在煤炭开采方面，由传统的高生态损害模式逐渐走上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之路。在燃煤发电方面，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走在了世界前列，二氧化硫、烟尘和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减少到峰值时的6%左右，排放强度为各国煤电最低值，随着高参数大容量超超临界燃煤机组的自主研发和制造，我国已建成全球发电能效最高的燃煤机组。此外，现代煤化工无论是产业关键技术还是核心装备自主化研制均取得了重大突破。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二级研究员董锁成用一组数据向本报记者展示了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成就：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煤耗十年下降超过50%。我国每千瓦时火力发电标准煤耗连续下降，2020年比上年下降0.6%，2021年比上年下降0.5%，2022年比上年下降0.2%。我国原煤入选率从2015年的66%提高到了2021年的71.7%，煤炭洗选技术和装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清洁高效燃煤发电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2021年全国煤电装机占比达46.7%，发电量占比约为60%。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闵庆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新技术、新工艺研发与推广应用，使污染物排放下降，推动了清洁生产；煤炭利用过程产生的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降低了碳排放量。

山西是我国煤炭产量最大的省份，中国宏观经济智库联盟专家、山西省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武东升对我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取得的进步感受颇深，他向本报记者说，近年来，我国清洁生产水平显著提升、煤炭智能化开采加快推广、燃煤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大规模实施、现代煤化工产业链逐步完善、碳捕集利用封存技术（CCUS）迅速发展。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仍面临挑战

“燃煤发电整体效率仍有提升空间、碳排放总量大。”在王兆华看来，虽然2021年底我国超临界和超超临界机组占比超过50%，但煤耗偏高的亚临界机组和大量小型机组依然占比近半，煤电行业平均度电煤耗约为302克，与先进国家的270克左右仍有差距。此外，我国煤炭碳排放占化石能源碳排放的70%以上，煤炭利用效率、煤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CCUS容量扩张等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闵庆文举例说，我国原煤入选率虽已提高到70%以上，但仍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燃煤发电效率偏低、碳排放量大；煤炭作为原料进行清洁转化的产业技术有待进一步提升和优化；低阶煤分质利用技术尚不成熟。

董锁成也表示，目前我国仍存在燃煤利用率低、排放污染严重和技术装备落后的不足，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科技支撑不足，基础研究相对薄弱，关键核心技术相对落后。煤炭清洁转化能力不足。煤炭仍然是节能减排和实现“双碳”目标的重点及难点。

武东升认为，下一步，煤炭全过程清洁高效利用需要进一步深化拓展，洗选加工环节精细化和智能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技术装备支撑需要进一步加强，煤炭与新能源协同发展亟须加快推进。

“必须解决‘两个问题’，挖掘‘一个潜力’，持续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在袁亮看来，一是解决好煤炭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的问题。在目前煤炭消费结构中，供暖供热（钢铁、水泥、有色、建筑供暖、散煤燃烧等）的煤炭占比仍为20%左右，其能源利用效率低、碳排放和污染控制难度大。

二是解决好煤炭科技创新能力亟待提升的问题。亟待建立围绕煤炭燃料发电、现代煤化工两大利用方向完整配套的采、选、碳捕集、固碳技术体系，并实现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

三是解决好煤炭与新能源多能互补、潜力挖掘的问题。可靠的消纳能力是新能源高效安全利用的前提，而在诸多的调峰方法中，火电是最廉价、强大的调峰形式。同时，废弃矿山绿色资源开发利用作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可为“源-网-荷-储”系统建设提供支撑。

促进煤化工产业高端

化低碳化方向发展

2023年应该如何进一步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技术研发？袁亮认为，应抓好四个方向：一是站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高度调整和优化煤炭科技战略。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专项为牵引，布局国家级科研项目，聚焦核心技术与装备，鼓励开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攻关。

二是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新技术创新的工程示范。推进煤电机组节能提效升级和清洁化利用、开展煤电机组供热改造，加快实施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开展燃煤烟气碳捕集与封存技术攻关，突破“煤炭清洁燃烧+CCUS”成套技术等。

三是加大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颠覆性技术的布局攻关。在近零碳排放煤炭发电新技术、新型煤化工技术、煤基特种燃料、煤基生物可降解材料、煤基碳素新材料、煤系共伴生资源综合利用、煤层原位采-选-充-电-气-热一体化开发技术、深地甲烷-CO2原位高能利用技术等方面，要做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探索的大文章。

四是提升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国际合作水平。加强煤炭利用领域的基础研究以及煤炭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交叉融合，推进煤炭领域工业互联网建设，加强煤炭与新能源、氢能、储能技术、智慧能源的协调创新与国际科技合作。

闵庆文建议，加强法律保障与制度建设；加强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制定促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财政补贴、税费、贷款支持等政策；鼓励煤化工转化与新能源耦合发展；优先选择工业余热、热电联产、地热等方式替代煤炭分散燃烧等。

王兆华也表示，要制定促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法律制度保障与财税激励政策；加强前瞻性、先导性煤炭利用技术研发与应用；建立绿色现代煤化工产业链，重点推进其与可再生能源耦合发展。

在武东升看来，要建立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研发、应用和推广示范机制，解决先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产业化应用过程中的障碍。

董锁成指出，国家需要大力推进煤炭利用全领域及相关领域“企业循环、产业循环、区域循环和社会循环”的四层循环经济模式，推进生态设计、清洁生产以及全生命周期循环发展，提高煤炭及其相关行业生态效率；优化煤炭洗选企业布局，积极提升煤炭分散燃烧清洁化水平，推动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强化法律对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保障作用；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新兴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卡脖子”技术瓶颈，促进煤化工产业高端化、低碳化方向发展。

新型能源体系 体现为“三新”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不是新能源体系。”袁亮强调，所谓新型能源体系体现为“三新”，即能源结构之“新”、能源技术之“新”、能源利用之“新”。

袁亮表示，由传统能源占主导，逐步推进新能源替代，直至转变为非化石能源占主导，能源结构发生新变化。煤电与风、光、水、氢等能源的多能互补、协同增效，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安全消纳。

“要发挥火电廉价、灵活、强大的调峰作用，提升煤电机组灵活性，建设分布式现代化智能电网，迭代升级储能技术，依托能源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平台，建设‘源-网-荷-储’一体的新能源体系。”袁亮指出，能源清洁低碳转型、新型能源体系构建得到国家政策支持，同时提高能源综合利用手段方法，基于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统筹，电、冷、暖能形式能量协同，逐步提升多种清洁能源综合利用效率，倡导节约、智慧能源方案等得到重视，能源利用不断走出新路。

闵庆文认为，新型能源体系的“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能源体系建设的低碳化与绿色化，实现清洁生产。二是能源体系建设的多元化，通过大力发展氢能等高能量密度能源以及以水电、风电、光电等为重点的可再生能源，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在武东升看来，能源低碳转型是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旗帜方向，能源系统效率提升是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创新发展是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强大动力，完善能耗“双控”与碳排放控制制度是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关键举措。

把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202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简述了今年八项工作重点，其中包括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加强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技术研发，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政策，发展循环经济，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回顾2021年、202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其中分别提到“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2023年的工作重点没有专门提及“双碳”，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在国内外多种因素作用下，一国能源安全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我国“双碳”工作推进将更加重视能源安全因素；另一方面，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被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绿色转型有望持续提速。总的看，我国推动实现“双碳”目标、持续推进能源结构转型是不变的方向，只是分解目标、进展、政策侧重点可能会有所调整。例如，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是“先立后破”的重点，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是低碳转型的“关键少数”，这些重点工作在202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仍被强调。

202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建设美丽中国。我们必须深入认识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同时面临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和碳达峰碳中和两大战略任务，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成为新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必然选择。其中，统筹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主线。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内涵之一，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不是做“要生态环境保护、还是要经济增长”的选择题，而是要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以推动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

近几年来，我国统筹能源安全稳定供应和绿色低碳发展，科学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优化能源结构，实现超低排放的煤电机组超过10.5亿千瓦，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由6.5亿千瓦增至12亿千瓦以上，清洁能源消费占比由20.8%上升到25%以上。我国一系列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财政政策取得了良好效果，2021年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吸引超过万亿元人民币，创造出400多万个就业岗位，贡献税收达3000多亿元，取得了巨大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

绿色财政助力发展

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离不开绿色财政的有力支撑。作为经济社会的“血液”，财政渗透到地方政府、企业、居民等相关主体中，绿色财政不能仅理解为具体的机制或支持政策，应被理解为绿色发展理念在财政运行各环节的深入体现。绿色财政政策体系构建是一种长期性、根本性制度建设，这种转变的关键就在于以财政引导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促使一些变革性绿色低碳技术突破，使绿色产业、绿色生产技术、绿色消费在未来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并带动社会分配及公平问题的解决。

具体而言，当前财政引导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可着重考虑如下几方面。一是加强计量计价、绿色标准、指南等基础性制度建设。二是注重发挥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绿色低碳行为的引导，对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的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进行倾斜支持，鼓励地方因地制宜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模式。三是深入探索和发挥绿色预算管理对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牵引作用。四是注重加强绿色转型风险管理中的财政金融协同。五是改革不利于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的财政机制设计。六是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加大政策、资金、人才支持力度。

支持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是绿色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财政通过大力支持新能源产业发展、丰富能源供给种类、推进新能源有序减量替代化石能源，不断提高能源供给韧性，较好地统筹了能源发展和能源安全。以财政资金支持散煤的清洁能源替代为例，近年来，中央财政通过大气污染防治专项安排资金支持北方地区开展冬季清洁取暖工作，分五批将88个城市纳入支持范围，引导地方因地制宜、稳妥有序开展清洁取暖改造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2021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总量为2486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1%，占全部发电量的29.7%。可再生能源已经逐步成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实现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目标的有力支撑。

下一步，财政将继续支持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技术研发，将“支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作为财政支持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重点领域。政府是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要推动者，未来有必要通过财政金融政策的有效协同，发挥公共资金的引导和支持作用，进一步吸引社会资本加大投资力度。同时，加快新能源等前沿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支持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和基础能力建设，抓住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过程中孕育的新机遇，进一步提高我国清洁能源产业整体水平。并鼓励各地方因地制宜发展新型储能、抽水蓄能等，加快形成以储能和调峰能力为基础支撑的电力发展机制。